如何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？

　　对来自公众的质疑，复旦大学一位参加了面试的专家表示“可以理解”。该专家称，之所以搞面试招生的改革，就是为了打破原有的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旧模式，面试的评判标准肯定和以往的标准不一样，“任何一个制度都有缺陷，但更要看其积极的一面”。对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，该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。

　　质疑一：无标准答案，如何评判学生表现？

　　答：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。我们面试提的问题，多数都留有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，这显然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答案。学生回答得对与错并不是考察的重点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，比如思想品德、思维方式、逻辑能力、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、学习研究潜力、社会组织能力以及专长特长等方面，对这些方面的评判标准本来也是多元化的，我们会根据经验来分析学生的综合能力及可塑性。举个例来说，如果回答中规中矩，我们一般只打中档分；而虽然答得不一定正确，但能表现出学生的独立思考、独到眼光的，我们往往会打高分；当然，回答得太离谱的，只能得低分。

　　质疑二：尺度全凭面试专家把握，如何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？

　　答：这就需要公众对专家、对学校有一个起码的信任度了。首先，学校在程序上，尽可能地杜绝了可能发生的不公平，直到面试前一天晚上，老师们才得到具体通知是否参加面试；分组时，是在面试前半小时随机划分的，不可能作弊；对学生提的问题，我们都无法事先准备，而多数是根据学生提供的自我介绍、现场表现，有针对性地提问。其次，学校很爱惜自己的声誉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品人格和职业道德。在面试时，我们会尽量发掘学生的能力和潜质，我相信将来的高校招生，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，长此以往，招收什么样的学生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，会越来越体现一个学校的整体水平。“没有人会拿学校的前途开玩笑。”（据记者了解，该校有一位教授在面试前有熟人前来打探，该教授立即申请了回避，退出了面试。）

　　质疑三：面试选拔是否招到特长生和偏才？

　　答：总的来说，学生们的水平都还不错。我觉得这批孩子比当年的我们更聪明，知识面更广，各方面的应变能力也更强，几乎没有书呆子，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、时事的关注很少，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不如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强，对自己的未来人生缺乏规划。在我面试的学生中，有几个表现比较突出的，但没有发现什么特长生和偏才，更没有碰到能让我眼前一亮的学生。但我认为这种模式是好的，如果继续坚持，应该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。“我不担心这种方式得不到推广，我只担心人们会把这种新的选拔方式改造成另一种‘应试教育’，我敢推断，明年如果还搞‘面试招生’，社会上肯定会出现‘面试训练班’之内的‘投机’机构。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这次改革就真正失去意义了。”

　　而据记者调查，该专家的担心并非多余。上海某重点中学的一位女生在参加面试后作了一份总结，总结列举了她所经历的面试中的“得失”和“经验”，分析哪些题是必答题，哪些题可以事先做准备，在面试时如何运用一些技巧反客为主引导专家等，其中有一条重要经验是“专家提的问题大都是从同学的回答中提出质疑或要求举例，”因此，“牛若吹得太大容易被识破”。

　　大学者的考题

　　陈寅恪先生

　　1933年夏，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国文系拟入学国文试卷，先生别出心裁地出了个“孙行者”的上联。他心许的答案乃“胡适之”，孰料有考生对曰“祖冲之”，后来居上，让先生欣喜不已。这真是“弟子不必不如师”了。先生以为，今后国文试题，应与前此异其旨趣，即求一方法，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，庶几可使应试者，无甚侥幸，或甚冤屈之事。

　　钱钟书先生

　　当年，北京市郊有位意欲投考钱先生门下的教师曾托人前去打探“该看哪些参考书”，钱先生摆一摆手：“不用准备，准备了也没用！”言下之意是大可轻装上阵了？不尽然。据王水照教授回忆，上世纪60年代钱先生招研究生，出的题目中有选录几首白居易的诗，让考生指出其中有否败笔并说明理由。这样的题目，凭几本临时抱佛脚的参考书行么？钱先生状似轻灵的伯乐笔下在意的，不仍是“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”？